逼中小学生卖血的幕后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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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的“卖血”，实际是卖血浆单采血浆和无偿献血是两码事

在这条被逼卖血的新闻跟帖中，几乎全是诸如“我无偿献血3次。后来不献了，凭什么医院拿我的血去卖钱啊？”之类谈论献血的。然而这件事实际上与无偿献血不是一码事。

我国的血液采集有两种用途，一是用于临床给病人输血，二是供生物制药公司提炼制成人血白蛋白、球蛋白和血小板因子等血液制品。前者适用的法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后者适用的法规是《血液制品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第一条开宗明义，“制定本法”是为了“保证医疗临床用血”，而不是保证制作血液制品。这里面的区别详见下表：

单采血浆和无偿献血的区别

《血液制品管理条例》规定“原料血浆采集的价格标准和价格管理办法，由国务院物价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制定”。可见单采血浆是可以谈“价”的，供血者去单采血浆站就是卖血（尽管卖血这个词多被讳言），和献血是两码事。

被逼卖血的学生去的是单采血浆站而非献血站

不少媒体把这次事发的采血点称为“血站”，这是不准确和容易形成误导的。准确的名称是单采血浆站，这次给学生们采血的就是武威武南兰生单采血浆有限责任公司（隶属于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分公司）的单采血浆站。

这家单采血浆站的副站长黄某某希望有更多人来供血浆，就找张某某帮忙拉人（拉来一个给张某某50元介绍费）。张某某是当地的小混混，他纠结几个“手下”采取暴力殴打、言语威胁和诱骗等方式将中小学生带至单采血浆站采血。而黄某某利用职务之便给这些不符合供血条件（供血者必须年满18岁）的中小学生大开绿灯，让他们被采血。据报道，这些中小学生卖血所得的钱有相当部分也被张某某拿去。

血浆严重短缺是这次事发的深层背景血浆站工作人员被摊派拉人指标，成了事件导火索

据警方调查，中生公司兰州分公司2014年要求每位员工完成30名新增供血浆人员的指标任务，完成任务后将每月奖励300元。也就是说，血浆站有完成采血量的任务，能采多少血决定工作人员的绩效或者说收入。

正是在这样的考核要求或者说利益引诱下，血浆站的副站长黄某某做出了伤天害理的事情。

摊派指标源于血液制品企业缺乏血浆原料，难为无米之炊

血浆可以用于生产一种叫“凝血Ⅷ因子”的血液制品，凝血Ⅷ因子是血友病患者的救命药。2011年8月，天津市血友病联谊会将一封联名信递交国家信访局，呼吁政府有关部门重视血友病患者长时间缺医少药的问题。信中说：“要避免危险事态进一步恶化，出现血友病人因无药可用而大批死亡的公共卫生事件。”

凝血Ⅷ因子并不是什么难生产的药物，关键在于血液制品企业缺乏血浆原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不但是凝血Ⅷ因子，包括人血白蛋白、静注人免疫球蛋白、纤维蛋白原等血液制品均出现过不同程度匮乏，一些产科医生曾透露，有不少产妇因为缺少纤维蛋白原而死于大出血。

希望多生产相关药物的不仅是患者，也有企业。由于血液制品价格被管制，所以产量直接决定企业的收入，而产量又由原料决定。以主营血液制品的上市公司博雅生物为例，其2013年年报的“重大风险提示”中头条就是“原材料供应不足风险”——“目前整个行业原料血浆供应十分紧张，原料血浆供应量直接决定血液制品生产企业的生产规模，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血液制品企业对原料血浆的掌控情况决定了其竞争力”。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给员工摊派指标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国血浆供应量还不如10年前，血液制品企业自然“求浆若渴”

正如博雅生物所言，它们这些企业“面临原料血浆不足的困境”。当前我国的血浆年需求量约为8000吨，2013年国内预计采浆在4500吨左右，仍存在3500吨的缺口。而10年前的2003年，我国的血浆采集量还能达到5000吨。

10年过去了，对血液制品的需求量大幅上升，原料供应反而更少了。

血浆短缺源于一次“改制”血浆不是什么难得的东西，本不该缺乏

如前面表格所显示，再次献血要隔半年，而再次供血浆只需要隔两周。这是因为单采血浆站抽血后，把血浆拿走了，而血液中的红细胞等又被送回到人体。血浆和红细胞不一样，前者是能很快恢复的，所以采集频率可以更高。然而有人可能会算一下，如果隔两周供一次血浆，一年一个人要被采浆26次，共达15L，听起来也挺吓人的。

实则不然。医学上认为这样频率的采浆不会影响健康，甚至频率还可以更高。比如美国规定，每位供浆者每周可采集血浆1000—1200 ml，每年50—60L；德国国家标准为每年可采集25L，最多可采浆38次。

所以世界卫生组织就认为，一个国家的血浆使用完全可以“自给自足”。

关键是出200元的低价，很难吸引人们供血浆

那么中国为什么还如此短缺呢？可能有人注意到了，这次的卖血事件中，被采完血的中小学生可以从血站得到200-220元报酬。这个价钱的来源要追溯到1998年，当年7月6日，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办公厅下发了一个批复，其中第一条就是：“单采血浆站采用机采方法采集的原料血浆（单采血浆）每500毫升的中准价格暂定为200元，由你们在上下浮动10%的幅度内制定具体价格”。

1998年，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是2162元，供浆一次抵得上一个多月的收入，对贫困地区的农民来说尤其如此。可以说在1990年代卖血还算得上一门“生意”，比如时任河南省卫生厅某位高官曾在1993年初的一次卫生系统内部会议上，大讲河南需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大办血站。其理由是河南有9000多万人口，80%以上是农民，这7000多万农民哪怕有1%-3%的人愿意卖血，平均每年卖1-2次，将这些血液收集起来，卖给生物制品公司，就能创造上亿元的价值，走上脱贫之路。

而2013年，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是8896元，而且收入更高的外出打工也容易多了，供血浆收入的吸引力大不如前。

改制前，政府部门办的血浆站有通融之道，尚可以采到足够的血浆

尽管单采血浆站对潜在供血浆者的吸引力在逐年下降，但在单采血浆站由卫生部门经营的年代，单采血浆站依旧还有不少腾挪空间。曾有媒体评价道：“行政披挂的外衣和垄断牟利的冲动相结合，使得很多地方的单采血浆站被县级政府和卫生行政部门视为‘三产’创收的摇钱树。生产者与监管者同体，经常使同级监督执法形同虚设”。这里的“形同虚设”，就包括单采血浆站对供浆者的身份审核不严，很多人不是按规定隔两周去一次，而是隔三差五去供一次血浆。频采既可以提高供浆者的收入，维系卖血的吸引力，又可以使血浆站采到更多的血。

然而这种管办不分造成的监督“形同虚设”，也带来了频采、超采、血浆站不上报传染病、对检测结果阳性的供浆人员管理混乱等一系列问题。

改制后，企业办的血浆站被严格限制，根本采不到足够的血浆

为了革除管办不分的弊端，2004年开始，卫生部要求单采血浆站与政府部门脱钩，将单采血浆站全部卖给血液制品企业，实现“转制”。

然而失去利益关联后，卫生主管部门对单采血浆站马上热转冷，最典型的就是贵州。贵州原有19家单采血浆站，供应了全国血浆原料的30%。但是转制完成后，利益没了，“形象”就显得重要起来。贵州一位地方官员坦言：“血浆站的负面影响也是存在的，好几百人排队‘卖血’的状况，是严重影响城市形象的。”于是省卫生厅一声令下，19家单采血浆站只留4家，一下子就打断了中国血浆供应的重要管道。

对单采血浆站的审批、监督也严格起来（尽管如本次事件所显示的，血浆站工作人员仍有舞弊空间）。博雅生物2013年年报的“重大风险提示”中第二条就是“申请新设浆站风险”——“由于国家政策、各区域环境的不同，导致公司申请新设浆站存在很高的不确定性”；并指出“国家监管的加强”是血浆供应紧张的原因。

在限制了单采血浆站数量、规范了单采血浆站运营后，单采血浆站想合法的加大采集量几乎只能依靠提高出价。然而16年不变的采浆价格把这条路也堵死了。当然血浆站可以靠“采满X次送洗衣粉”、“采满XX次送洗衣机”的方式变相提高出价，但是老实说，洗衣粉也送不了多少，因为送多了血浆站都会亏钱。

如果血浆规范采集，成本是很高的。而另一方面，血液制品的售价也被政府部门压得很低。近年来国家发改委在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口号下多次宣布药品降价。不少业内人士表示，目前政府制定的血液制品最高价格并不足以弥补生产企业的成本。以人血白蛋白（10克)为例，其最高零售价被限定为360元，但是出厂价都超过了400元，企业为了赚钱宁愿走黑市通道。

如果说改制前是一放就乱，那么改制后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一管就死。